凯里位于贵州东南角，景色柔美却不为人所知。这个地方山高水长，苗族和侗族的村落分布在云雾缭绕的山谷之间。清水江流经小城，把这片地方一分为二。江面上架着一座风雨桥，桥身为木材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走在上面会发出吱嘎的声响。桥头有一家米粉店，老板娘忙碌了一整天，牛肉粉的香气和酸汤的味道，弥漫在整条街。若没有那起事件，凯里或许会一直保持这种平静。

在2016年春季，凯里经济开发区城管局的院子里，几株桂花树刚刚吐出新芽。黄德坤在办公室处理公务，桌上摆放着棚户区改造的申请表。他是城管局长，兼任棚改办副主任，属于正科级的干部。在凯里这种地方，这个位置既不算高，却也颇具权力。拆迁、补偿、安置，样样都需要他的签字。

当办公室的门被推开，他原以为是下属前来汇报工作。没想到进来的是纪委的几位工作人员，黄德坤一愣，随即站起，脸上挂着官场人士常见的不卑不亢的微笑。来访者十分客气，表示有一些经济问题需要他配合核实，请他前往调查。他没有多问，经过多年的官场经验，他了解这种事情的程序。去年一个副区长被带走时，也是如此的客气开场话。他跟着几位劳累至极的工作人员走出办公室，路过走廊时还和下属们互致问候，走得稳健而自信。他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，经济问题无非是棚改工程的小纠纷罢了，顶多退点钱，写个检查，或者调个位置，类似的事情他见得太多了。

到了目的地，询问他的工作人员态度和善，问了一些与工程款项相关的事项，便波及到个人财产申报的问题。黄德坤对答如流，该承认的便承认，该解释的也解释，态度诚恳。谈话进行到一半，有人进来，表示要按照规定采集他的指纹。黄德坤欣然伸手，十个指头依次在机器上按下，随意而配合。他心里想着这不过是例行公事，或许谈完就能回家吃晚饭，而妻子今天正准备做酸汤鱼。

当指纹录入结束的刹那，他注意到操作员的脸色变了。那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中闪过一种黄德坤一时未能领会的复杂情感。随后，那人站起迅速走出房间，门在他身后轻柔地关上。办公室瞬间静谧无声，黄德坤仍坐在椅子上，十个手指的印记深深留在了机器的记忆中。

十八年前，他的指头就在一个银行行长的家中留下了痕迹。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年代，一个不同的地点，和一个另有所属的黄德坤。1998年，他时年29岁，身无分文、一无所获、毫无前途。那年凯里的秋天来得比往年早，国庆刚过，街上的人们便开始穿上外套。黄德坤与潘凯平在火车站附近租住了一间小房，每天游荡、饮酒、抽烟，偶尔打几天临时工，挣到一点钱就去路边摊吃烤鱼。他们同乡，自幼相识。黄德坤比潘凯平大两岁，始终是主意决定的那个。两人一起在城外的乡村长大，初中毕业后便辍学。九十年代的凯里，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数不胜数。虽然改革开放已经有十几年，但外面的世界与他们的生活几乎毫无交集。

工厂难觅，产业乏力，除了务农，年轻人几乎没有出路。有人前往广东打工，有人选择留在本地混日子。黄德坤和潘凯平属于后者。然而，就算混日子也需花费。房租、烟酒、食品，样样都得开销。打工所得，根本无法满足日常所需。两人常常月末时连一碗米粉都吃不起。于是，他们开始思考一些快速致富的方式。起初，他们的想法幼稚可笑，以为抢劫银行运钞车能一夜暴富，受到九十年代港片的影响，认为只要胆子够大便可得手。但很快，他们发现现实的残酷：连一把像样的枪都没有。

最终，他们决定锁定目标，从身旁拥有武器的人下手。在凯里，唯有警察手中有枪。目标迅速确定：大十字派出所的副所长安坤，四十岁出头，工作勤奋，常常加班到深夜。黄德坤与潘凯平跟踪了他数周，清楚了他的日常作息：下班时间、吃宵夜的去处、回家的路线。一切看似完善，1998年10月17日夜里，安坤正从派出所走出，独自朝出租屋走去。在一栋老式居民楼的黑暗楼道里，两人早已埋伏好。当安坤走到三楼转角，突然遭到袭击，重击在他后脑处落下。安坤倒地时来不及反应，便被匕首捅入心口，两刀便致命，鲜血四溅，警用手枪也被他们夺走。随后，黄德坤与潘凯平带着抢来的枪回到出租屋，清洗手上的血迹，收拾起这桩罪恶的痕迹。